解读郭思源隶书、草书体式构建

　　作品落款“夷门思源”的郭思源先生，生长于翰墨之风醇厚的古都开封，自幼酷爱书法，勤于临池。

　　十几岁时，即开始得书法大家陈国桢先生亲炙，耳提面命，遍临诸帖，每有所获。

　　已过花甲之年的郭思源先生，习书五十余载。

　　其天资聪颖，临池之余，又勤于研读诗文书论，善于融会贯通，艺事日进。

　　未及弱冠，郭思源先生便在开封书坛小有名气;

　　而立之年，已闻名于全国书坛;

　　天命之年，自家风貌卓然，成中原书风代表人物之一。

　　其诸体兼善，因钟情于隶书、草书，故用功颇多，尤精于此二体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多以隶书示人，他对隶书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解读。

　　“隶书者，篆之捷也”。

　　前人称隶书的产生、发展、成熟为“隶变”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认为，隶变是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，标志着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，于中国书法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　　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，隶书蔚然而成大花园，各种体式的隶书五彩斑斓，构成争奇斗艳的艺术王国。

　　在隶书王国多年的孜孜探求之中，郭思源先生越来越明晰自己的方向。

　　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

　　他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取法《杨淮表纪》《张迁碑》《广武将军碑》《西狭颂》《石门颂》等，

　　舍弃秀雅、飘逸一路的书风，追求厚重、苍茫、雍容之气。

　　经年累月浸淫于这些汉隶名帖，使郭思源先生于创作每有顿悟。

　　在结字和笔法方面，他在平正中追求奇崛、圆融，将楷法、篆法以及简牍适当融入，在古雅之中寻找灵动之气。

　　他以露锋、侧锋取妍，以中锋取势，方圆兼施，舍小巧而取拙朴，在平缓中见跌宕，在恣肆中显静穆。

　　其间，一些字的偏旁结构有意无意的处理，出现大小不匀称的组合，未显得凌乱，却平添了字态的灵动性。

　　收笔时，或顺自然之势缓缓提起，或戛然而止、果断收笔，而意犹未止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在隶书的创作方面，对墨法也极为讲究。

　　以他对汉隶创作的追求，他最喜用浓墨，他认为：

　　浓墨与白色宣纸的契合，更能够找寻到厚重而质朴的意味，最能表达自我隶书艺术语言符号。

　　同时，多年来，他一直使用长锋羊毫，高度纯熟的技法，使羊毫的柔韧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扬，其笔墨的信息符号更为丰富。

　　在继承中发展，在发展中找到自我定位，构建自我笔墨体式，是郭思源先生不断努力和追求的方向。

　　从他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看出，其溯源汉隶，立足于探寻发掘汉隶的精神本质，并有意无意地融入晋唐楷书和宋人书法的意蕴，

　　甚至我们还能从其作品中看到魏碑的影子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郭思源先生的隶书逐渐形成了自我个性化风格：拙朴、浑穆、古雅。

　　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，使郭思源先生在写看似简淡平凡的书写过程中，发掘出了隶书蕴含的美学价值。

　　相对于隶书，草书无疑是动态元素更为复杂的书体。

　　就郭思源先生自然率意的天性、笔性而言，“逸笔草草”的书写行为似乎更适合他。

　　当然，这种“草草”只属于精神层面。

　　草书也是郭思源先生多年来付出情感和精力较多的书体。

　　同他参悟“隶变”一样，郭思源先生之于草书，也作了追根溯源式的探索和研究实践。

　　他从孙过庭《书谱》入手，边临摹边从理论高度对照揣摩;

　　又上溯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及东汉张芝、索靖草书，从中钩沉“古意”。

　　随后，他在唐张旭、怀素、颜真卿及宋人黄庭坚的笔墨之间探究草书的传承关系，

　　并在明人祝枝山、张弼、王铎、傅山的传世墨本之中感受草书创作的情感因素。

　　经过多年的广览博取，他在草书创作方面也逐渐独树一帜。

　　在他的草书作品中我们能看到，他是在一种相当从容、闲适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。

　　其作品线条流美、灵动、顺畅，笔势潇洒而沉静，充分把虚实、枯润、刚柔、轻重等因素融合，

　　呈现跌宕波动、错落起伏、轻松舒展的形态，洒脱的笔墨间尽显风雅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说，草书是最具抒情性和艺术感的书体，

　　它更多的是近乎没有规律的书写方式，在复杂的运动中求得笔法、线条、节奏、结构的丰富变化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有着极高的才情，他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前人草书要义，

　　在汲取唐人之法的基础上，在创作中把速度放慢，在许多地方紧扣线条的连续性。

　　同时，他汲取明清人之法，加大墨色的变化，

　　巧妙运用涨墨法、宿墨法，使浓淡干枯呈现较大变化，把字形的舒朗和紧密融入丰富的变化之中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的草书很好地处理了疾徐与虚实的关系。

　　他认为，把握草书创作的疾徐，有时更能体悟书写过程中的精神愉悦。

　　疾徐之间，不仅仅是为了艺术表现，同时也存在心理节律和创作的韵律感。

　　萧衍《草书状》云：“疾若惊蛇之失道，迟若渌水之徘徊。缓则鸦行，急则鹊厉。”

　　笔墨疾徐有度，从容进退，快慢相承，使郭思源先生在草书创作中不但找到了韵律感，同时也体悟到虚淡萧散的感觉。

　　清人朱和羹说行草书用笔的虚实时，有这样的见解：

　　“作行草最贵虚实并见……虚实并见，即虚实相生。”

　　虚实并见，更能突出作品的神采，找到洒脱、空灵的意味，

　　使笔墨纵深的空间感得以表现，有了更多给人回味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。

　　这也正是郭思源先生努力去追求的一种境界。

　　笔墨当随时代，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。

　　书法本体语言的特质，决定了追随时代的笔墨，必然要有独特的个性。

　　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之中，除了书法，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更能够凸显自我个性。

　　书者，抒也。书法创作，是张扬个性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抒发情感的行为。

　　《艺概》云：“写字者，写志也。”

　　因此，每一位书家的笔墨，无疑都在彰显着他的个性、他的心志。

　　郭思源先生这种探求无疑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　　其根植于传统的创新，自我个性化笔墨语言的不断锤炼，

　　使他在隶书和草书体式的构建、笔墨精神的塑造方面，都打上了自我探索和创新的印记;

　　也使得他的个体风格与时风拉开了距离，使高度抽象化的书法本体特质，得到了更具艺术性的展现。（张德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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